三、我国人大预算审批权虚置的原因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19]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
最后，在综合分析所有因素之后制定出公共政策草案，交由相关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织讨论、修改，直至最后形成一项经多方讨论和共同协商达成的公共政策。（2）资源约束，担心失去政府的资助是很多非政府组织在对待政策倡导和游说问题时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原因。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公民意识的觉醒，我国非政府组织现以三种方式发挥影响力：一是游说。这是因为非政府组织的界定仍无法脱离开其自身的特点，非政府组织的自治性就决定了该组织有权对于其自治范围内的事务自行决议并执行，并不受国家权力的干预。通常是游说不成功，迫不得已采取游行示威的方式以激发公共舆论，同时向党和政府施压。这也是为什么我国行政法学界对于非政府组织所担当的社会权力及其对我国法治实践的积极作用，予以重视。事实上，从国际非政府组织到国内的非政府组织，都经历并改变着政府管理模式的变迁。
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可能不仅很难为这些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有所助益，相反，它们还可能成为政治不稳定的重要诱因。因此这种具有官民两重性的组织，并不是能够真正构成市民社会之公共领域的非政府组织，这种缺乏独立性、自治性、公益性、多元性、开放性的非政府组织，也无法有效地实现表达社会成员利益主张、自我调整社会秩序制衡国家政治权力乃至整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应有功能。要缓和、消解这种世界规模的危险、不安和威胁，科学技术的发展的确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饱食的日本，因未获得生活保护而饿死的人每年有50人，日本一方面自诩为平均寿命高，另一方面每年却有超过3万人的自杀者。[21]仅从宪法学角度言及的已经很多，例如浦部法穂：《国家安全保障から人間安全保障へ》，载于山内敏弘编：《日米新ガイドラインと周辺事態法》，法律文化社1999年版。另外，近代宪法的权利构想区别人的权利与市民的权利。随着这种以国家为单位思考安全的局限性的产生，返回原点，最终会发现有必要修改安全与安心的人类设计，提倡取代nation的security、或超越它的安全体系的范式转换。
[30]E. Balibar, Droit de cité, Paris 1998, pp. 28-32.エティエンヌ・バリバール：《市民権の哲学》，松葉祥一译，青土社2000年版，第35-41页。和一般由于年纪大而求职困难、或无意求职的露宿者不同，很多网吧难民都是有心寻找工作，但只是做一些日薪工作的临时工。
另外，更为根本的是，将这一构想置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中来看，这里所追求的安全和安心，在其标榜的普遍性的背后，也忽隐忽现着安全和安心不可或缺的新秩序与安定化的契机。例如，IT革命带来了信息化社会，一旦其信息系统受到下载的病毒侵袭，就会立即引起金融、交通、通讯、产业等社会基础部门的连锁性功能瘫痪。然而，这些问题已由常规性安全保障体系加以取代，这样的理解也未必正确吧，各国政府也不是这样去理解的。[28]对此，可参见拙文：《憲法と公共・公共性・公共圏》，载森英树编：《市民的公共圏形成の可能性》，日本评论社2003年版，第6页以下。
众所周知，上述乐观气氛不久就被破坏了。Vgl., Ulrich Beck, Das Schweigen der Worter, Frankfurt a. M. 2001,日文翻译收录于ウルリヒ・ベック：《世界リスク社会論》，島村賢一译，平凡社2003年版。另外，社会朝着低生育、老龄化在发展，而社会保障体系却在明显恶化，生活保护、生活扶助、退休金、医疗保险制度在明显倒退——管理运营这些制度的行政部门中完全人为地瓦解制度这样的令人气愤的事情也逐渐显现。在这一方面，可以使用安全保障（sécurité）的用语。
于是人们就把带给人安全感的人或者事物称为Security blanket。[12]種谷春洋：《近代自然法学と権利宣言の成立》，有斐閣（1980年），第289页。
不过，Nation在表面上是一体的，只要限定在该nation的内部便充满了同胞的友爱，因而也可以打开了与他者的友爱（fraternité），作为美好的人类共同体而镌刻在历史上。在现代德国的讨论中，前文引用的贝克的论述就是如此，他将重点置于识别安全（Sicherheit）的对象是人为的风险（Risiko）还是自然的危险（Gefahr）上）。
human security这一概念，最初是由联合国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4年的《人类开发报告》[22]（以下称UNDP报告）倡导的。作为对人的安全的六大威胁，分别列举了人口爆炸、经济机会的不平等、国际间过度的人口流动、环境恶化、毒品的生产和交易，同时也不忘未作概念界定的国际恐怖主义。尤其是1795年宪法中权利与义务的宣言第1条社会中人的权利（les droits de l'homme en société）列举的是自由、平等、安全、财产。[19]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看到，输血在客观上无疑是为了该患者身体安全的医疗行为，但因特定的宗教信念而与安心相背离，故而遭到拒绝。日本经济持续受到全球化、通货膨胀、资源能源短缺的直接打击，在主要发达国家很难看到的所谓差距扩大、名为差距社会的新的阶级社会正在显现。背离这一原点，而以缺乏根据的（有时政治性地有意酿成）不安为理由，寻求过剩的安心，就变成了不合理地追求（对其他的政治目的而言是有效的）安全（security）体系。
同样，若连security也变成了以nation为单位，作为通过构成军事力量的力实现国家安全保障而出现，保障国家的安全直接被当作保障国民或民族的安全，这逐渐引起激烈的国际性（international、也就是各nation之间的）纷争、抗争。景气即使在数据上有所恢复，但就业无保障却代之以扩大的无雇用恢复（jobless recovery），愈加深刻。
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以nation为单位构想安全和安心，这种构想在近现代史上渐渐为人所熟知。换言之，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了便利、迅捷和简易的生活，同时，医疗技术、药品开发的迅速发展也挽救了人的生命，让他们免于绝症和死亡的威胁。
这时，在原点孕育的安全权利的保障，成为政府的目的，由国家垄断性地予以制度化。[8]不仅如此，在现代社会，多种多样的危险、不安和威胁层出不穷，为了实现与此相对的安全和安心，却又召唤出更新的危险、不安和威胁。
——译者注[23]参见勝俣誠编：《グローバル化と人間の安全保障》，日本経済評論社（2001年），第323页以下。另参见《リスクと社会》，载《思想》第963号（2004年）。它是从这样一种想法中产生的，即所谓冷战结束之后带有浓厚的某种乐观气氛，人们认为，以常规性军事力量*为核心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能够消除直面的不安定因素或者至少让其退居相对的地位。顺便说一句，这其中的不同也可从两个词的日常用法中看到。
这与两个词的拉丁语词源含义也是相吻合的。[31]Ibid, p. 29.同上，第36页。
美国在1776年7月4日发表的《独立宣言》无疑是描绘近代图像的最早的古典文献之一。在这一脉络上，从以贫困为首的南北问题的因素中已经见到今后纷争的苗头，也可以免于恐怖与匮乏的自由为核心来把握人的安全。
仅凭想象而描摹至此也能看到，从各种普通犯罪到恐怖主义对策的‘安全 的确已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以此作为正义事业，国家的过剩——干预过多十分明显。在这一意义上，它不外乎是具有特定背景和内容的国际政治上的专有名词。
即便在1793年吉伦特宪法草案中，仅仅采纳的人权宣言第1条，人的自然的、市民的、政治的权利（les droits naturels, civils et politiques）列举的是自由、平等、安全、财产（propriété）、社会保障（garantie sociale）和反抗压迫。——译者注[5]参见村上陽一郎：《安全学》，青土社1998年版，第45页以下。然而，可以设想到的危险、不安和威胁已像列举的那样多种多样，其应对之策也只能是多种多样的，能概括性应对的危机管理体制真能有效地建立起来吗？对此，我极为怀疑。这就描绘出了约翰·洛克所设计的统治原理。
* Security blanket也是一个惯用语。同时，第3款规定，政府是或者应该是为了人民、国家或社会的共同利益、保护和安全而设立的（That government is, or ought to be, instituted for the common benefit, protection, and security of the people, nation or community）。
[24]该专有名词大抵带着政治性、多样性而扩散到各国。该宣言在开头处写着这一名句，人人（all men）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Security是统治和政府原则性任务之一，若回归上述理念的原点，它就是要构筑以具体的人的安全为基础的安心体系。这不禁让人想起耶和华见证人拒绝输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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